每个公众随时都可能发出表意举动,既可以借助媒体,也可能以口头语言或体态表达意见。
这些舆论行为来自个人的能力和愿望,不同能力和地位的人的舆论行为也不同。
舆论领袖和某些舆论人常在媒体或会议上发表高论,一般公众则在民间场合诉说看法,二者一旦遥相呼应,社会舆论便在各地弥漫和涌现。
舆论行为主要有流行语、议论、民谚、鼓掌、投票签名、上访、自焚七种,归属于言说舆论和体态舆论两种。
体态舆论花样繁多,不胜枚举,此文只列出五种加以分析。
一、流行语:社会巨变的征兆 流行语作为新思潮的萌芽,透露出新舆论的前沿信息。
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惯用新语汇表达对生活变化的态度。
流行语又称热词、惯用语,或由公众突发奇想而首先使用,或由意见领袖的创意,经媒体广泛传播而被公众接受,时时挂在口头上,以示自己是个新潮派。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语,表达该时代人的思绪,成为社会巨变的征兆。
在社会转型期,每年都出现新语汇,表达人们对社会的新认识。
1996年突然流行“承诺”一词,各行各业,特别是各级官员对其义务与责任纷纷对民众做出敢于担当的宣示,“承诺”之声铿锵有力而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世风新,文藻变,每年涌现的新词代表了社会进步、心态释放和国人自信的增强。
“三个代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依法执政”“官大还是法大”“和谐社会”“民生工程”“问政于民”“零容忍”“小康生活”等近千个热词在民众中流传,标志着时代的骤变和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
正面流行语是社会主流舆论的载体,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生生息息,可能永久流传。
社会的任何变动,都会引起舆论反应,流行语随之倾盆而下。
在生活困苦的岁月,流行全国的“瓜菜代”、“喝高汤”(喝咸盐水、酱油汤)、“精神会餐”、“陈三两”(每月三两油。
流行于东北),抒发民众的困惑和不满;极左年代“打倒真理”的政治喧闹,加剧了舆论疯狂:“不让右派分子翻天”“横扫”“炮轰”“火烧”“油炸”“打翻在地,踩上一脚”“砸烂××狗头”等热词甚嚣尘上,成为暴力崇拜者、阴谋家及追随者的惯用语,他们控制的媒体每天都在大喊大叫,汉语这一世界最优美的语言,变得无比粗鲁野蛮、残暴无情。
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新观念和新的经济模式,人们的追求不断升华,大量新语汇对新制度、新气象和新成就的赞美,肯定了盛世的庄严与崇高,但也出现了“官二代”“高富帅”“排骨美女”“拍砖”这类格调低下的语汇。
负面惯用语往往来自震撼人心的新闻事件,人们对其关注度很高,网上跟帖与转载量也很大。
当新闻事件陈旧之后,人们对其已经乏味,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语言的这种变化,在语汇总体中所占比例毕竟很少,这是值得庆幸的,由于人们表达新见解的需要,它总是不停地变。
这种变化不是一味昏头昏脑地变下去,乃至将小称大,以劣指优,拿非当是,说鹿是马……那就不但不成体统,而且也无法交代自己的意思,或许连日常的意见交流都难以进行。
”[1]这是负面流行语的基本特征和归宿。
一句流行语的出现,可在经济和政治变动中找到根源,是生活嬗变引发的回声。
作为时兴语言,流行语显现舆论的神经末梢,起先揳入人们的无意识心境,进而支配人们的情感和思维。
语言是舆论的流体,流行语是舆论的流变。
二、议论与伟大的理性社会 在许多地方都可听到人们的议论和对话,这一最普遍的舆论行为几乎弥漫在人迹所至的每个空间。
即使深夜凌晨,广播电视上的谈话节目和专家访谈也兴味正浓,洋洋洒洒,无休无止。
三人以上就共同话题交谈,不受场合和人员数量的限制,是议论这一舆论行为的基本含义。
作为舆论的基本呈现方式,议论成为每个人不学自通的舆论本能,许多人把众人的议论和舆论完全视作一回事。
舆论圈构成议论的基本单位,把舆论主体组合起来,对话题的兴趣成为彼此议论的纽带。
当舆论还没有形成时,每个公众的看法只能反映认识问题的一个角度,通过群体议论则能获得比较全面的认识。
议论由分散走向集中,由差异发展为统一,由局部整合为全局,不仅是舆论演变的状态,也是舆论形成的必经之路。
不同意见在议论中交错,遵循不言自明的规则,体现出舆论的价值与力量。
无论人们的议论还是媒体上的讨论,许多人往往抵制不同意见,打击反对意见,堵塞舆论形成的路径,毁灭了发现真理的种种良机。
日本维新主义思想家福泽谕吉曾把“议论”作为研究的课题。
[2]他认为,一切关于事物的议论都是反映每个人的意见,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
见识高的,议论也就高;见识肤浅,议论也就肤浅。
社会上的普通人,只能提出普通的看法,其见解亦极肤浅,不能明了议论的根本出发点。
但有人千方百计压制有独到见解的观点,这种错误在古今各国不知制造了多少悲剧。
岂不知,独到的议论能引导后进者达到高深的境地。
有人把议论画成一条线,如果有人稍微超出这条线,就认为是异端邪说,一定要把它压入这条线内,使社会议论变成清一色。
假如真的这样,那些智者对国家还能起什么作用?依靠谁来为文明开辟道路呢? 福泽谕吉强调,自古以来,一切文明的进步,最初无一不是从所谓异端邪说开始的。
亚当·斯密最初讲述经济学时,世人曾把它看作是邪说而驳斥;伽里略提出地动说,也被视为异端而获罪。
异说的争论年复一年继续下去,一般群众又仿佛受到了智者的鞭策,不知不觉接受了他们的观点。
到了文明时代,即使小学生也没有人认为经济学和地动说是奇怪的了。
别人的主张与自己的意见不合,应仔细研究其论点,可采纳的就采纳,不可采纳的暂且放在一边,以待双方意见趋于一致的一天,就是议论标准统一的一天。
宽容地对待各种议论,人们很容易找到真理,社会就会大踏步地走向光辉的未来。
任何人(包括权力很大和掌握媒体的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意见,更不能压制他人发表己见。
即使错误的意见也要让人讲完,然后用说理的方式加以反驳和澄清。
没有这种平等、宽容和正派的态度和修养,社会和媒体就不会出现真正的议论和讨论,舆论也就无从形成,社会理性将难以出现。
对他人的议论盛行揭发、告密和无情打击的年代,残酷地毁灭了多少真理,导致了多少人间悲剧。
议论的标准不是由任何人划定的,而是在议论中自然形成的。
议论导致意见的接近和相融,被大多数人所赞成,议论的标准就出现了。
议论的兴旺是伟大理性时代的标志。
三、民谚:草根真理的非严肃形式 民谚又称民谣、顺口溜,是舆论的艺术形式。
人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蕴含丰富、深沉的现实评说。
民谚把舆论提升到美学层次,表现出民众的智慧。
民谚骤起,久传不衰,往往是社会不安定的预兆。
民谚鞭挞邪恶或错误,颂扬“光明正大”,展示民众的爱憎。
明清大小官吏多如牛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用民谚抨击“官多乱世”的现状:“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下坑多路不平;河中鱼多搅浊水,世上官多不太平。
”抗日战争时流传于冀中抗日根据地,用以警告伪军的民谚唱道:“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不少伪军听到这则民谣邪气大敛,弃暗投明。
民国时期豫西土匪遍地,国民党驻洛阳部队也剿匪,但兵匪一家,祸害百姓,种种内幕暗无天日。
当时新安一带流传一首民谚说:“兵剿匪,瞎胡闹,围村庄,放空炮,百姓哭,土匪笑。
土匪来了吓一跳,土匪走了兵又闹,谁能睡个安生觉?”民谚在嬉笑中将匕首刺向反动当局。
对正义、进步力量和正面事务,民众则用颂扬的民谚夸赞,吐露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解放战争初期,人民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称为“中央军”,编到民谚里简称“中央”,他们到处传唱:“怯中央,怕中央,中央来了都抢光;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啃大户。
”(啃大户:把地主老财的余粮分给吃不上饭的穷人)还有两则对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民谚说:“刘邓大军过黄河,大军打俺门前过,俺给大军端碗水,大军还俺一条河。
”“解放军,真正好,穿军衣,戴军帽,扛起枪来开大炮,打得敌人哇哇叫。
”在改革开放时期,正面的民谚抒发了对优秀干部、党的政策的由衷称赞。
例如今日兰考大地的泡桐繁茂成林、一望无际,桐材已成兰考的新兴产业。
当地的民谚说:“看到泡桐树,思念焦裕禄。
” 在人民眼中,领导干部的优劣是非一清二楚,他们编出民谚表达自己的评价,让领导听听人民的呼声:“只说不做是虚干部,只做不说是实干部,又说又做是好干部,善说巧做是模范干部。
吃拿卡要是坏干部,训人骂人是恶干部,吃喝嫖赌是黑干部,鲸吞赃款是狼干部。
”这样的民谚尖锐地抨击了贪官污吏,赞扬了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
民谚是社会的晴雨表,尽管新时代不同于旧时代,只要民众对现状不满,民谚就频繁飞出,形成舆论氛围。
从民谚中可察觉社会运行的障碍,预感社会危机的存在。
但多数民谚不能提供内容详尽、分寸合理的意见,往往词语夸张、以偏概全,是草根表达真理的非严肃形式,但它从侧面反映出社会矛盾和草根对现状的愤懑。
作为观察社会的一面镜子,民谚是人民的生活体验,大体揭示出社会的真实状况。
1993年在四川一些工厂听到一首新的《好了歌》:“企业亏损好,什么摊派不要了;企业亏损好,各种检查组不来了;企业亏损好,优惠政策上门了!”[3]这一民谚虽有片面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些企业亏损的原因和政府管理企业值得注意的问题。
四、体态宣示的舆论震撼 舆论主体有时以肢体动作表达意见,舆论化为具体行动。
体态表意极其复杂,各种各样的行为在不同场合,都可能表达人们的态度,激化舆论。
如果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加上特殊场合的气氛,体态宣示往往浸润浓郁的情感,显现或引发舆论震撼。
(一)肢体行为的舆论意蕴 古有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
商鞅站在北门外说:“如有人能把木桩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赏金五十两!”围观的人都很奇怪,这么简单的事怎么能重赏呢?无人相信商鞅的话。
终于出来一个胆大的人鼓足勇气,把木桩搬到北门,商鞅毫不失信,当众如数把金子奖给这个人。
一传十、十传百,商鞅令出必行的好名声传扬四方。
这一肢体宣示,让商鞅得到“言必信,行必果”的舆论好评。
取信于民的商鞅,着手把新法公之于众,老百姓不认为他在胡说八道,蜂拥响应,商鞅变法赢得百姓的支持。
行为、姿态、手势在语言交际中如此重要,以至一系列肢体语言与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同舆论不可分割。
在不同文化中,任何一个含有特定意义的体态都可能表达意见,造成反响、声势与回应,建构社会舆论的意义。
“人们通常不像严密控制面部表情和姿势那样去考虑他们的姿态。
从而,他们经常通过姿态‘暴露’出本不打算泄露的信息。
”[4]在西方大型集会或某种场合,人们纷纷伸出“V”字形手势,表示胜利在望的信心,或以举手表达赞同,以伸出拳头展示抗议和斗争决心;见到国旗徐徐升起,许多人仰望肃立,把右手放到心区,表达对国家、民族的敬重。
种种行为,体现出人们的意志,饱含浓厚的舆论意蕴。
(二)掌声的舆论震撼 鼓掌是最简单、最常见的体态表意,掌声雷动昭显听众的盛赞和演讲的震撼,看到有形的舆论力量。
明朝典籍《明臣奏议》中记载:“臣正与诸生讲‘为君难’一书,忽接杨涟劾(魏)忠贤疏,合监师生千有余人,无不鼓掌称庆。
”千余人赞成把魏忠贤这个奸臣轰下台,是用掌声表达的。
鼓掌在今天广泛用于许多场合,表达人们赞同和欢迎的态度。
对谁鼓掌,在什么场合、鼓多长时间、多么响亮的掌声,反映人们对客体的不同评价。
当演说者提出的观点深刻、表达生动并符合听者的心意时,会立刻掌声雷动。
一场演说(报告)被热烈的掌声打断,表明演说者的观点变成听众的共同意见。
反之,一场演说(报告)没有出现掌声,听众无动于衷,他的演说就不可能转化为舆论。
(三)票决、签名的意志表达 票决虽然用文字或符号在选票上表达意见,但投票者必须走向投票站和投票间,是一种意愿表达行为。
人们常说的“用脚投票”“用手投票”“用头投票”都和“伸脚”“举手”“点头”等肢体动作的含义有关。
在民主社会,“票决”是政治生活中重要的舆论裁决方式。
人们去不去投票、去的人占多大比例,都是舆论支持度的标志。
具有舆论性质的签名运动,体现出民众自发的政治态度,更具肢体表意的内涵。
2014年7月香港有人提出举行“占领中环”的抗议示威,企图破坏香港这条“金融商业大街”的经济秩序。
香港市民和“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于18日立刻发起签名运动,反对“占领中环”,到26日累计收集签名超过80万个。
记者发现,签名的香港市民普遍对“占领中环”抱有负面看法,香港市民杨先生说:“有什么诉求都可以争取,但一定要和平,不应该‘占领中环’。
”不止一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签名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想把香港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搞乱,更不喜欢暴力行为。
[5]用签名表达政治诉求,签名者达到成年人的60%,就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四)上访的意愿申诉 上访又称信访,是群众越过基层行政部门到上级机关反映个人遭遇并寻求解决的一种表意举动。
根据事件起因,分为有理上访和无理上访两种。
上访多因地方官员裁决不公、贪污腐败、与恶势力勾结而产生蒙冤事件所引起,针对上访者的暴力也时有发生,肢体碰撞、扭打甚至抓捕上访者。
遭遇此类不幸,许多上访者顽强抵抗,付出沉重的代价,激起社会舆论震撼。
《国务院信访条例》界定上访是一种舆论行为,指出“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
该条例还强调,各级政府“对信访事项不得推诿、敷衍、拖延办理”;不得“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打击报复信访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合理的上访,受到法律保护;不合理的上访,对其应做说服教育工作,不合理的上访者如有违法举动,才能依法强制管理。
(五)两种自焚的舆论效应 自焚(burnoneself)是极为罕见的舆论行为,但每年在一些国家都有发生,无一不引发舆论震惊。
自焚者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汽油烧死自己,目的是让社会知道他的怨恨和绝望,引发全社会的愤慨。
在国外,为抗议政府的错失、恶行或社会欺压,在绝望之际,个别当事人赴汤蹈火,以死抗争,唤起世人的声援与斗争。
2014年6月29日一名日本男子在东京一座过街天桥上,用扩音器发表演说,抗议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后而自焚,围观者用水浇灭了他身上的大火,挽救了他的生命。
2008年韩国群众抗议政府从美国进口牛肉,李某于5月25日在全州市自焚,6月5日又有一名金姓男子在汉城市政厅广场自焚,脸部严重烧伤,引起汉城1万多人示威游行。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一位82岁的老妇人为抗议政府入侵北越自焚身亡,引发了美国青年的反战运动,接连发生多起暴乱。
这种惨烈的个体舆论行为,往往成为重大舆论的导火索。
2010年26岁的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因失业被迫做街头小贩,遭到执法人员的暴力驱赶后,以自焚抗议,揭开了“阿拉伯之春”的序幕,但这场“革命”带来的混乱和冲突,至今在某些国家没有平息。
有些自焚行为常被恐怖、暴力集团唆使和利用,以达到卑鄙的目的。
2011年至2013年,我国多名藏区年轻的僧人在藏独分子的策划下先后自焚,企图煽动舆论颠覆我国现行制度,西藏女作家唯色将其称为“近代史上最伟大、最惨烈的政治抗议浪潮”[6]。
这不过是唯色的一厢情愿和叛国的自供状。
国内藏传佛教界人士既惋惜年轻僧人的鲁莽,又对抹黑藏传佛教的阴谋表示忧虑,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藏独分子策划的残暴事件。
多起藏僧自焚使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看清藏独组织轻贱肉身、借尸杀人的狰狞和残忍面目,一时间正义的舆论油然而起。
正如四川阿坝县宗教局副局长哈俊所揭露的那样:“让那些不谙‘西藏自由运动’‘西藏独立’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政治缘由的年轻人,做出辜负养育他们的父母和社会、轻视自己的生命的行为,这种无异于暴力恐怖行为的自杀事件令人发指。
”媒体也指出:“可怜少数人看不懂所谓‘西藏问题’已成为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反华势力和分裂势力手中玩弄的政治把戏,白白地成为他们的陪葬。
”[7]自焚的震撼,归根结底是舆论的震撼,而善与恶的舆论则黑白分明。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参考文献:[1]王乾荣.语言的变化[N].北京青年报,2000-07-11.[2](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6-7.[3]邓祖杰,王致富.从一首民谚看企业亏损[N].中国统计信息报,1993-01-27.[4](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09.[5]香港反“占中”签名活动已收集超81万签名 梁振英将签名支持[EB/OL].新华网,2014-07-27.[6]西藏在自焚中燃烧[J].开放杂志(香港),2013-01-06.